保密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个人权益的重要手段，其法治化进程贯穿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关键阶段。从早期的制度雏形到系统的法律体系，保密入法的过程既是应对时代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深入追溯这一历程，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保密法律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建国前的保密制度萌芽：从革命需求到初步规范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保密工作主要服务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求，虽未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但已出现具有约束力的制度规范。1929 年，中共中央制定《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这是党的历史上较早对保密工作作出系统规定的文件，明确了秘密文件管理、通信保密等要求，为保护党的核心机密、保障革命活动安全提供了制度支撑。此时的保密规范虽带有鲜明的革命烙印，且以党内条例为主，但已具备 “有章可循” 的法治雏形，可视为保密入法的早期探索。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保密制度进一步细化。1941 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秘密工作的几个决定》，针对地下工作者的保密责任、秘密机关的安全管理等作出具体规定；1948 年，华北人民政府颁布《关于机要工作的决定》，将保密范围扩展到政权建设、军事行动等领域。这些文件虽未以 “法律” 命名，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备了类似法律的强制力，为建国后的保密立法积累了实践经验。

二、建国后保密法律的初步建立：1951 年《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的里程碑意义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面临巩固政权、恢复经济的艰巨任务，保密工作从革命时期的 “生存需求” 转向 “建设需求”。1951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保密工作的综合性法规，标志着保密正式纳入国家法治轨道。

该条例明确了国家机密的范围，包括军事、外交、经济、科技等 8 类事项，首次以法规形式界定 “国家机密” 的概念；规定了保密责任主体，要求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全体公民承担保密义务；建立了奖惩制度，对泄露机密者规定了行政处分和刑事处罚措施。尽管条例内容相对原则，且带有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特点，但它奠定了保密入法的基础框架，使保密工作从 “政策主导” 转向 “制度约束”，具有开创性意义。

三、改革开放后的法治完善：1988 年《保守国家秘密法》的系统构建

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外交流日益频繁，保密工作面临新挑战：一方面，外资企业进入、技术合作增多导致涉密信息泄露风险上升；另一方面，计划经济时期的保密制度已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复杂环境。1988 年 9 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这是我国首部以 “法” 命名的保密专门法律，标志着保密入法进入系统化阶段。

相较于 1951 年的暂行条例，1988 年《保守国家秘密法》实现了多方面突破：一是明确 “国家秘密” 的法定定义，即 “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为定密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二是完善密级划分制度，将国家秘密分为 “绝密”“机密”“秘密” 三级，对应不同的保护措施；三是强化法律责任，对故意或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的行为，规定了从行政处分到刑事责任的梯度处罚。这部法律的颁布，使保密工作进入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的新阶段，适应了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治理的需要。

四、新时代的保密法律体系升级：2010 年与 2014 年的修订与完善

进入 21 世纪，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保密工作面临 “数字时代” 的全新挑战 —— 网络泄密、电子文档管理漏洞等问题凸显，原有的保密法律亟待更新。2010 年 4 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对《保守国家秘密法》进行首次修订，新增 “涉密信息系统” 管理、“信息公开保密审查” 等条款，将电子文档、网络传输等纳入法律监管范围，回应了数字化时代的保密需求。

2014 年，《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颁布，作为配套法规进一步细化法律条款：明确 “定密责任人” 制度，解决过去 “谁都能定密、谁都不负责任” 的问题；规范涉密人员管理，从入职审查到离岗脱密期作出全流程规定；完善泄密举报机制，鼓励社会公众参与保密监督。此次修订使保密法律体系更加健全，形成 “法律 + 条例 + 部门规章” 的多层次框架。

五、保密法律体系的当代拓展：覆盖多领域的法治网络

随着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保密入法的范围从国家秘密扩展到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领域，形成全方位的法律保护网络。在商业秘密领域，1993 年《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将商业秘密纳入法律保护范围，2019 年修订时进一步明确 “电子侵入” 等新型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2021 年《个人信息保护法》颁布，对个人敏感信息的保密要求作出详细规定，与《民法典》中的隐私权条款形成呼应。

这些法律与《保守国家秘密法》共同构成 “大保密” 法律体系：国家秘密由专门法律重点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则通过相关领域法律协同保障，体现了 “不同领域、不同侧重” 的法治逻辑。截至 2025 年，我国现行有效的保密相关法律达 12 部、行政法规 28 部、部门规章 76 部，形成了覆盖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事后追责的全链条法治机制。

保密入法的过程，是国家对信息安全认知不断深化的过程：从 1951 年《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的 “初步规范”，到 1988 年《保守国家秘密法》的 “系统构建”，再到新时代法律体系的 “全面覆盖”，每一步都回应了特定时代的安全需求。在数字化、全球化的今天，保密法律不仅是 “防泄密” 的工具，更是平衡信息安全与信息利用的标尺 —— 它既守护着国家的核心利益，也为市场公平竞争、个人权益保障提供了稳定的法治预期。理解这一历史演进，能让我们更自觉地遵守保密法律，在法治轨道上共同筑牢信息安全的防线。